盗窃不记名不挂失的手机充值卡按面值定罪量刑

基本案情

2009年4月4日上午10时许，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在无锡市梦之岛数码港后门附近，趁信辉货运公司员工张士红进梦之岛数码港市场去送货、停放在后门处的电动三轮车无人看管之际，乘隙从电动三轮车上窃得电话充值卡1箱（内有中国移动100元面值的充值卡750张，中国移动50元面值的充值卡3000张，中国电信100元面值的充值卡200张），总面值合计24.5万元。

窃后，被告人王某将部分赃物销赃。截至2010年1月21日，所窃得的中国移动50元面值充值卡在无锡、南京等地被充值使用了58张计2900元。关于其余充值卡的去向，被告人王某在第一次庭审中当庭供述已被其全部销毁。

法院判决

一审法院认为：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伙同他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法，窃得他人不记名、不挂失、能即时充值使用的移动、电信电话充值卡合计价值24.5万元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鉴于被告人王某归案后认罪态度尚可，其家属积极代为退还部分赃物，可视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，对被告人予酌情从轻处罚。故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。

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王某以原判决认定电话充值卡为不记名、不挂失的通信费预付凭证于法无据；电话充值卡可通过注销或者锁定，使其失去卡面标注的经济价值为由提起上诉。

二审法院认为：上诉人王某伙同他人盗窃公民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，综合评判如下：1王某所盗窃的电话充值卡可由持卡人凭密码对手机充值，且涉案电信充值卡明确载明“本卡不记名、不挂失”之内容，涉案电话充值卡属不记名、不挂失的财产凭证。2、王某伙同他人秘密窃取电话充值卡，实现了对充值卡的非法控制，得以随时使用、出售、抛弃等方式支配充值卡，其行为状态属于既遂。王某本人或其销售后的受让人使用充值卡只是处置赃物的方式，并不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。对充值卡进行注销或者锁定，仅能使王某获利可能性的降低，并不能使失窃人免受王某盗窃行为的侵害。3原审法院综合考虑王某的盗窃数额、悔罪表现、退赃情况等所作量刑适当。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量刑适当，诉讼程序合法，应当予以维持。故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判决评析

案焦点在于1、电话充值卡是否属于有价证券，其价值如何确定。2、被告人未使用的充值卡是否属于犯罪未遂。

当前刑法中规定的盗窃犯罪是一种数额型犯罪，被盗物品的价格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之一；除盗窃金融机构外，盗窃未遂一般不入罪。

作为盗窃对象的物之价值源于社会生活需要和公众认同感。移动通讯的广泛发展，与其配套出现的电话充值卡虽然功能单一，但基于其便利、安全的充值功能，已受到广大手机客户的广泛接受和使用。其实质为持卡人与通讯服务公司之间的有偿服务合同，其内容为持卡人支付对价后取得的通讯服务的权利，在不特定持有人之间具有一定流通性质，其密码型设计，保障其具有唯一性和安全性。正是如此，其价值体现在卡本身记载的金额值。

法产生于过去的社会生活，调整现在和将来的社会秩序，必然会出现法所未能预测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那么运用基本原则解释法律，是理所当然。本案中，盗窃的标的为电话充值卡，其价值的认定，显然不能囿于充值卡自身的制作成本价格，而在于其功能之价格，这一点应为大众所能接受。至于受害人经销商花费的对价，仅为经销商与通讯服务商之间的合同关系，与充值卡本身的功能价格不能混为一谈。也就是说，电话充值卡是一种权利凭证，其价值就是卡所记载的功能价格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五条规定“不记名、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、有价证券、有价票证，不论能否即时兑现，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孳息、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计算”同时还规定“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、有价证券、有价票证或者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、有价证券、有价票证已被销毁、丢失，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、补领、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，票面数额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，但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”。显然，电话充值卡是属于“不记名、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”范畴，还是属于“记名有价支付凭证”范畴，成为本案定罪量刑的关键所在。电话充值卡以密码设计，承载50元、100元面值，这么一种小面额设计方案当然不可能实行记名及定时兑现制，否则，交易成本不划算，不符合其便捷特性，当然也不符合市场规律，这是常识性问题。显然，电话充值卡属于司法解释所确定的“不记名、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”。

我们可以假设，这些充值卡被盗后，被害人申请对被盗充值卡注销、锁定，使其充值功能消失，是否对盗窃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产生影响?我们知道，判定犯罪形态，看犯罪行为止于哪里。被告人王某盗窃涉案电话充值卡得手即犯罪行为完成，即犯罪既遂；事后，无论是犯罪人对赃物的处置，还是被害人为防止自己的损失因不法侵害而扩大，采取的止损措施，某种程度上，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对抗行为，但均为犯罪事实后的行为，对盗窃行为人的犯罪构成没有任何影响。至于失主上述自救行为，就像失主发现物件被盗后从盗贼手中追回失物一样，当然影响被告人实现其非法利益，但不改变被告人行为之性质与犯罪形态。

综上分析，本案王某盗窃不记名、不挂失的电话充值卡，是盗窃既遂，应当按照充值卡的面值定罪量刑。